周春林 | “过劳人”与“无用人”：智能时代的生活危机与超越可能

专栏

社会关注

作者：周春林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导读】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延续了马克思时代的技术悖反，技术在给人们带来希望之际，也招致了更深的奴役，“过劳人”与“无用人”并存是智能资本社会所特有的生活景观，“无用阶级”不是一种无中生有的未来忧虑，而是一种不加控制就必然发生的未来现实。在这种语境下，运用马克思的原则与方法揭示人机矛盾的实质，分析智能化生活危机发生的劳动控制机制，进而探索另一种生活，就日益上升为一个理论必须走在现实前面的重要议题。

【关键词】机器体系  无用阶级  劳动控制

“到了21世纪，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一个全新而庞大的阶级：这一群人没有任何经济、政治或艺术价值，对社会的繁荣、力量和荣耀也没有任何贡献。”[1]在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的未来视域中，“无用阶级”的诞生意味着现实个人被完全地掏空了，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问题。韩剧《鱿鱼游戏》揭示的就是一群由负债者与破产者结成的赤裸生命如何通过参与愚蠢而幼稚的死亡游戏去抢夺唯一的生存机会。在“观众”看来，他们不过是一群用来娱乐的工具，尽管他们丧失了经济价值，但是他们尚存挑逗资本家寻求刺激的情绪价值。在马克思看来，人是生活世界的主体，人本身就是目的和意义；劳动力商品化是资本主义系统的基石，不存在能够脱离劳动的资本。那么，人工智能究竟会不会生产出“无用阶级”？

 

01

“食人的机器”：

智能资本时代的人机悖论

    

随着知识型劳动、服务型劳动与情感型劳动的普遍化，人的一切生活都在技术中展开，社会日常越来越无法与互联网、电脑和手机等机器设备脱离开来，机器仿佛穿透了劳动者的生命。就劳动是人最根本的存在方式而言，机器是当代劳动者随时随地劳动的座驾。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智能化技术最初是打着让人们回归日常生活、更多地参与家庭生活的旗帜进入生活世界的，结果人们的家庭生活时间不是真实地增加了，而是减少了，人工智能没有为当代劳动者带来更多的自由，反而是更深的奴役。数字技术在使即时工作成为现实的同时，也在无形之中塑造了人们对弹性工作机制的“认同”，不论是在家庭生活领域榨取更多的劳动时间，还是激发出劳动者更高的工作效率，都具有现实的技术空间。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最大现实就是“过劳人”与“无用人”并存：一方面，机器智能化要求大量的知识型劳动者和情感型劳动者卷入超额劳动与过度劳动，另一方面则是智能化机器把原有岗位上的大量劳动者转化为失业者；于是，失业者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曾经的同事在加班加点地工作。“最近一份对过去研究的总结表明，美国人可以说是工作到死：工作导致心脏病、高血压、胃病、抑郁症、心力衰竭等一系列疾病。”[2]12无独有偶，森冈孝二将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资本主义诊断为一个“高度资本主义”，即由全球资本主义、信息资本主义、消费资本主义和自由职业者资本主义共同催生出一个恐怖的“过劳时代”。[3]家里家外都成了职场，经济活动的24小时化迫使每个人都化身为一个全天候的工作狂，家里家外都成了职场。智能化没有超越马克思对资本社会的根本洞见，尽可能多地占有工人的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要求，资本的趋势是要“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加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4]469，智能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决定了机器与人之间不是一种自由关系，而是一种奴役关系，“工人完全丧失了客体条件，他只是在主体上存在着；而和他对立的东西，现在却变成真正的共同体，工人力图吞食它，但它却吞食着工人”[5]148。资本机器吃人的本质没有变，尽可能多地吸吮工人阶级的劳动鲜血是生产资本的生活本能。只不过人工智能对劳动者的取代是致命的，生产过程只需要越来越少的劳动力就能完成现有的工作量，失业不是一种幻觉，而是真实的事件。   

然而，主流学术研究似乎还停留在马克思对资本化时代人口过剩的理论视域中。一方面，他们乐观且固执地相信人工智能在制造技术性失业的同时，仍然会一如既往地创造出大量新的工作岗位，劳动者在去技能化过程中始终有一个再技能化的过渡空间，人只会暂时性地“过剩”，却不可能长久性地“无用”；另一方面，他们天真地相信人工智能永远不会比人更聪明，它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5]198，它不会有自主意识，所有的担忧都是科幻小说制造出来的幻觉，它有违人类常识。尽管AlphaGo打败了韩国顶级棋手李世石，尽管ChatGPT在多方面多维度展现出对医生、教师、证券分析师等中产精英的替代性，但这并不能表明机器比人类更聪明，它恰恰是对人类一般智力的颂扬。这种“技术白痴的麻木态度”在赫拉利看来纯属一厢情愿，尽管技术的发展会受到外在因素的限制，但是技术加速远超以往。

在马克思的资本批判视域中，资本是一个吸血鬼，它根本不关心人的死活，“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吸吮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4]269。作为过去积累的死劳动，资本本身没有能力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雇佣工人超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后的相对剩余劳动时间是资本家利润的“隐居地”，资本家付给雇佣工人的工资不是与他所生产出来的商品相对应的价值，而是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应的生产性劳动力的价值，资本家正是通过无偿占有他们的超额劳动来不断滚动他们的商业帝国，并以此为基础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对资本机器有一个基本诊断，尽管机器体系的更新有贬损劳动的趋势，从而迫使工人阶级为了生活不得不变得更加顺从，这不仅瓦解了工人阶级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法定固定工作日，而且成功地打击了阶级斗争的信心，但机器体系只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方式，它永远也不可能彻底地消灭工人阶级。“如果机器消灭了整个雇佣工人阶级，那么这对资本来说将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因为资本没有雇佣劳动就不成其为资本了！”[6]740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是从整体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系统的角度出发得出这一结论的，劳动之于资本的必要性在于工人的劳动能力能够带来远超自身的经济价值，而如果他们不能带来剩余价值，他们就会沦为用之即抛的朝不保夕者。   

当代资本主义已经不是那个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会走上坡路的资本主义了，它正在逐步逼近马克思晚年所论证的利润率“趋向下降”的阶段。继续固守盛期资本主义的理论视界，只会走向20世纪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歧路，只有重新审视已经进入“现代晚期”的新资本形态，才不至于遗失深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马克思的根本洞见。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指出：“如果说资本增长得迅速，那么工人之间的竞争就增长得更迅速无比，就是说，资本增长得越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越厉害；尽管如此，资本的迅速增长对雇佣劳动却是最有利的条件。”[6]742-743资本主义在全球化和世界化过程中已经积累起庞大的资本，可供资本主义继续榨取的新市场急剧锐减，这使得全体工人阶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激烈的竞争状态，失业和过劳同时并存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化的生活图式。但是，这种景观只是晚期资本主义的表征，财富多寡的对立在本质上仍然是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正是由于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去抢夺越来越少的生活资料，他们被迫工作至死，剥削社会最可怕也最极具讽刺意义的一点就是有些人连被剥夺的机会都被剥夺了。

 

02

矛盾转移与资本过剩：

食人资本的劳动控制机制 

       

“媒介的‘内容’好比一片滋味鲜美的肉，破门而入的窃贼用它来吸引看门狗的注意力。”[7]我们试图吃下那块肉，结果却迷失在技术那俄罗斯套娃的叠加效应中。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要不要吃肉，而是我们怎么才能更好地吃下它。吃人的机器只是一个隐喻，智能资本时代发生的人机悖论本质上从属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只有从能动关系上、内在关系上去理解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人机关系才能以一种极其明白而合理的状态呈现出来，这促使我们去进一步研究人机悖论背后发生的劳动控制机制。

生产生活是能够生活的前提和条件，人们的生活总是建立在这样或那样的生产之上，人是通过生产和劳动来确证他能动的类生活的，生产资料表现人的肢体和意志的延伸。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掠夺工人劳动的客观条件，从而掠夺了他的生存根基，他们再也找不到工匠时期的存在感和自豪感，机器体系像一个怪物一样用整齐划一的律动吞噬了工人的创造力和自主性，他们被剥夺了行动和思想的自由，因此，新晋无产阶级总是像逃避瘟疫一样地逃避工厂生活，他们在机器劳动中总是会感受到生产对生活的无情剥夺。吊诡的是，当代劳动者没有逃避劳动的这项选择，不劳动就淘汰是后现代社会的生活伦理。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生产与生活被迫中断的情境，当代西方无产阶级不是在思考如何更好地回归生活，而是如何更快地投入工作中去。显然工作的被剥夺远比自由的被剥夺更致命，因为关于生活的一切想象力，无不建立在工作之上。这在早期工人阶级那里实在是难以想象的妥协，为了抵制“机器换人”和资本剥削，哪怕是头破血流，他们也要砸毁资本家和工厂主的机器，比如“卢德运动”[8]。

无节制地支配和使用劳动不仅是资本使用机器进入生产过程的原因，也是资本机器加强劳动控制的结果。机器体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建立的根本标志，它是工业生产的永动机。它不仅取消了人的独立性，还突破了传统生产过程中自然时空限制中断生产过程的随机性和任意性，机器体系使得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获得了技术上的现实性，工人阶级除了站在机器怪物的旁边，再没有别的选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家就钟爱机器的更新换代。事实上，资本使用机器进入生产过程是有前提的，“对资本说来，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间存在差额的情况下，机器才会被使用”[4]451。产品便宜的前提是机器劳动战胜了手工劳动，机器总是全部地进入生产过程，部分地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机器本身并不能带来剩余价值的增加，资本使用机器总是以机器能够节约活劳动的有偿部分为前提。对资本而言，只有尽可能地把工人的生活时间延展为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劳动时间，使用机器进入生产生活过程才是值得的，因此机器体系所具有的减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趋势总是被资本有意识地调节为追加剩余劳动时间的工具，机器体系所具有的解放劳动者的手和脚的潜能变成了资本零敲碎打地吞噬工人生活时间的有利武器，资产阶级的自由时间是盗窃工人生活时间的结果。   

另一方面，每一次机器体系的更新都必须让资本家承担固定资本折旧的损失，因此他们对待新机器的采用素来是谨慎的。只不过早期工人远不是任凭资本家蹂躏的驯顺工人，他们发明了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传统。“自从工人阶级逐渐增长的反抗迫使国家强制缩短劳动时间，并且首先为真正的工厂强行规定正常工作日以来，也就是说，自从剩余价值的生产永远不能通过延长工作日来增加以来，资本就竭尽全力一心一意加快发展机器体系来生产相对剩余价值。”[4]471如果说，刚开始资本使用机器只是出于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以增殖生产资本的目的，那么，现在机器体系的更新还被叠加了转移阶级矛盾的使命。一方面，机器体系被工人误认为生活困顿的根源，当无产阶级把对资产阶级的怒火转移到了机器体系上，不论是砸毁机器还是烧毁工厂，都要遭受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惩罚，真正的阶级矛盾不仅被掩盖了，他们反而陷入更加被动的生存窘境。另一方面，新机器是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重组，技术的迭代效应之一就是通过去技能化制造出大量的过剩人口，产业工人由此被划分为过度劳动的产业现役军和四处流浪的产业后备军，为了生活，整个无产阶级陷入了“自我剥削”和“相互剥削”的旋涡中难以自拔。总体来说，他们在变得更廉价的同时也变得更顺从。为了一点可怜巴巴的工资，团结幻灭成一种奢望，拥有共同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被分割成各自为战的原子个人，最终成全的是资本吞食劳动的贪欲。   

机器体系的更新由此成为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强制性命令，然而，这种贪吃的膨胀也导致以蚕食活劳动为生的相对剩余价值规律发生了质变。“一般地说，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工人能够在同样的时间内以同样的劳动消耗生产出更多的东西。”[4]471随着资本家不断增加对机器这种固定资本的投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主义内部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这是资本家最为头疼的心病，每当这个规律发生作用的时候，它考验的从来不是资本家的伦理道德水平，而是在不停地挑战工人生活韧性的底线，资本家引以为傲的劳动控制机制随时面临着崩盘的可能。即便资本家面临着生产资本的折现困难与再生产的停滞，但是他们凭借囤积的死资本，依然能够比工人阶级活得长久，无产的工人就像是报废的机器，除了反抗和被过剩资本拉着一起陪葬，他们别无选择。当然，在生死存亡关头，资本家作为资本的承载者，他们常常表现出比无产阶级还要团结的智慧，他们的利益总是惊人地一致，他们总是会使尽浑身解数去克服这些限制，比如，拓展新兴资本市场、加速资源掠夺、以时间消灭空间、继续更新机器、加速商品消费等。穷尽一切自然资源、把整个世界内化为资本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的内在使命，也是资本逻辑展开的必然结果。21世纪的跨国公司与经济全球化、社会生活不可遏制地加速流动、数字技术产品层出不穷尤其是人工智能的跨越性突破与发展，无不受到资本力量的驱动。但是，资本主义所有的续命机制都不过是把这种限制在更大规模和更深程度上给再生产出来，因为这个限制是从资本主义内部生长出来的，这个规律是资本生命周期所特有的律动，随着续命机制的匮乏，这个规律也会在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猛烈的危机中变得极其明白而合理。在这种时候，资本过剩危机不再是李嘉图眼中像自然灾害一样的偶然事件了，资本主义开始经常性地发病了，并且这个病越来越难以治愈了。   

然而，这绝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病得马上就要死了，因为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积累起强壮的躯体，这种增加了的生产资本“就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对活劳动的权力的增加，就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力量的增加”[6]728。也就是说，尽管资本主义越来越不能实现充分就业，但是生产资本的历史优势反而赋予资本家任意调配工人的社会权力，因为资本家现在提供给世界无产阶级的不是别的，正是能让他们活下去的机遇。“本质上明明是工人通过劳动养活了资本家，可却颠倒地表现为资本家发给工人工资并养活工人，真相明明是资本家用过去工人创造的死劳动与工人交换，这种交换的实质是资本家获得了可以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源泉，可是这种不平等在现象上却表现为一种恩慈和博爱”[9]。结果，最应该造反的工人阶级如今反倒把他们毕生的劲敌当成神一样地供奉起来了，这不再是一种半资本化的社会生活了，这是一种流淌着资本主义血液的社会生活。这意味着什么呢？只要资本依然能够支配和使用劳动，只要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劳动主体能够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哪怕这种雇佣劳动不再能带来更多的经济价值和物质财富，哪怕这种生产关系越来越表现为既有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资本主义越来越衰老也越来越过时了，它依然能够“病而不死”。由此，尽管马克思意义上资本主义存在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但它依然不会退场，像一个幽灵一样徘徊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成为每一个活人的噩梦。

哈特和奈格里把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把握为“生命政治生产”，“生产者和产品都是主体：人既生产，也被生产”。[10]由于当代资本主义没有能力继续容纳带有强大生产力的新事物，不得不转向生产它所需要的社会关系来扩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当一个食人者，当资本的外部世界趋于消失或资本没有能力开辟新世界的时候，它变身为一条自我蚕食的衔尾蛇，并且提了一个好问题——我们被烤焦了吗？[11]显然，这并不是指资本主义正在通过自我蚕食走向自我毁灭和自我了结的道路，而是讲这是一个被资本所同化的世界，资本主义通过蚕食自己的根基尤其是工人阶级来为自己续命，它要确保即使资本主义不再继续创造繁荣和稳定的情况下，它还能再生产出听话的工人。“卢梭认为，社会生活的起源在于我们能认同他人的感受。而最终，使他人认同自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他吃了。”[12]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将不再是无产阶级用自己的意志和欲望生产出来的人类了，而是“食人资本主义”（Cannibal Capitalism）所再生产出来的干瘪瘪的工人，他们空有人的外壳，而没有人的意志和欲望。   

在这种自我吞食的过程中，食人资本主义正在向着一个更高级的自我进化。而这一变化非常接近马克思晚年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共产主义的未来设想：“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13]马克思意义上无阶级的共产主义就是整个人类靠消耗最少的劳动时间以尽可能地无限扩展生活空间的一种社会形态，劳动被剔除了一切多余成分，它仅仅表现为人的第一需要。只不过在食人资本主义这里，它被替换成了一种富人共产主义，奴役性的社会实践没有被颠覆，这里能够享受全面生产果实的不是普遍联合起来的自由结合工人，而是富得流油的资本家。于是，“食人资本主义”最终走向的是一个似曾相识但又高度发展的极致野蛮社会，如果“食人资本主义”不能被改造为消灭了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那么“无用阶级”的产生完全是站得住脚的。

21世纪资本主义是一个极度分裂的智能化时代。一方面，整个无产阶级内部出现了极度分化的状态，一部分无产阶级为了改善生活质量正在经验过劳至死，而另一部分无产阶级越来越难以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立足之地，这还只是在大量全自动化机器尚未全面进入生产生活，以及人工智能尚未彻底地发挥人类集体智慧的情况下就已经存在的事实，那么一旦高度自动化的社会成形，我们很难想象那些远远落后于人工智能的工人究竟该怎么办。另一方面，人口出生率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发生了断崖式的下降趋势，无产阶级变成了只是生产无暇生活的劳动机器，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组建新的家庭去生产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新人。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发生在无产阶级内部的觉醒，即他们不再乐意为资本主义生产下一代的劳动力了，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剥夺了他们选择的权利。因为工作时间的增加等同于家庭生活时间的减少，这时结婚不再意味一种新生活，而是意味着要承受来自家庭内的家务劳动与家庭外的雇佣劳动的双重剥削，生育则意味着现有生活质量的下降与没有尽头地挣工资养家糊口。“雇主向来喜欢公司镇（因为员工没有其他的就业机会），或者和单身的员工比较起来，更愿意接受已婚人士（家庭的责任让他们不会去挑战管理层的权威）。”[2]741现今人们结婚和生育的选择都建立在生活资料和工作机会的基础之上，顾此就会失彼，为了坚守现在的工作方式与生活方式，他们就不得不放弃家庭生活。与其说人们丧失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想象力，他们不相信他们的后代能够生活得更好，不如说这是食人资本主义逻辑运演的必然结果。这也是最充满讽刺意味的地方，当代劳动者在有意识地保卫自己的生活质量的同时，也正在不自觉地充当食人资本主义进化的口粮。   

 

03

超越食人资本主义的

可能向度

       

新神圣人不是不能够被杀死，只是他被杀死的方式换了一种，尽管整体意义上的人类不可能被资本主义消灭，但活生生的个人常常是无能为力与无可奈何的。人工智能具有极大地解放人们身体的潜能，问题是人工智能的这些潜能究竟是为了谁的？它能不能为每一个人所共享？我们随时可以拔掉插电的机器，问题是“我们”真的有这个权力吗？技术总是带着对美好生活的许诺进入我们周遭的世界，可它哪一次不是以掠夺人们的生活为目的呢？如今人们活在机器上的时间远比陪伴家人、拥抱生活的时间要多得多。决定机器能否释放解放潜能的从来不是机器本身，也不是现实个人，而是它所处的社会生活关系。在一个充满了奴役和剥削的社会生活关系中，机器是资本家用来掠夺工人生活时间最好的帮手，只要人们的生产与生活以机器为轴心，无论是“过劳人”还是“过剩人”或未来的“无用人”，他们都没有别的选择，被吸食就是他们的命运。   

“人征服了自然，却成了自己所创造的机器的奴隶。他具有关于物质的全部知识，但对于人的存在之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人是什么、人应该怎么生活、怎样才能创造性地释放和运用人所具有的巨大能量——却茫无所知。”[14]把资本主义比喻为一个食人者没有问题，资本机器从来都是“吃人的”，它不仅吃成年男工，而且连妇女和儿童也不放过，唯一值得商榷的是资本的外部世界是不是被吃光吸尽了。弗雷泽食人资本主义的理论预设在于资本在没有了外部世界以后，它不得不把自己变成一个自我吞噬（绝不是自我了结）的衔尾蛇，但是这同样导致理论的困顿：当资本化世界被同化为一个密不透风的资本世界，革命的希望在哪里呢？在波兰尼和沃勒斯坦的理论预设中一直存在一个非资本世界，社会不可能一直是商品，资本是不自由的，资本生活是不可持续的。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个外部世界，对资本的反叛才是可能的。事实上，这两种理论预设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状态，而是可以调和的，在理论上还存在这样的一个逻辑空间，那就是尽管在现实中仍然存在一个资本外部世界，但是一方面由于资本机器尚无法抢占，它不得不选择强化对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实质吸纳，由此资本主义暴露出其衔尾蛇的一面，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也没有能力及时占领这个外部世界，因此革命与造反的意志和欲望被不可预知地延宕了。

“衰落不再是未来的命运，而是帝国的当下现实。”[15]日常生活世界最不匮乏的就是惰性，“对13世纪的不定期工、16世纪的农民矿工，甚至早期的工业工人来说，只要工资够用，他们就不愿再去工作”[2]53。然而，如今生活的惰性早已不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当中所揭示的传统主义生活方式重存在的惰性，而是无法从重复劳动中抽离出来的重占有的惰性，一个不工作的人是无能和懒惰的人，是无法正常融入社会集体的人，也是一个不可能拥有自己生活的人，这便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到人们灵魂当中所发挥的伦理功能。“唯有当出路的可能性被认识到，这种共识的牢笼才有被打破的可能。那时候，诸多痛苦瞬间就变得毫无道理。”[16]那个被马克思视为未来的未来已经到来，新自由主义与阶级力量的重建重现了200年前马克思所预设的阶级命运，21世纪的西方世界正在酝酿着未竟的阶级革命。当代西方无产阶级正面临着诸多麻烦：致命的疫情、恶劣的环境、沉重的债务、崩溃的基础设施，尤其是不稳定的工作机会，无产阶级没有理由也没有道理继续忍受这种没有止境也没有意义的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条件正在逐步逼近成熟。“革命出现的具体方式是未知的，但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17]即使它不会发生在当下，作为一场未竟的革命，它也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在不远的未来。尽管这种流血的革命从不会一触即发，尤其是在物质生活水平远超历史上其他阶段的和平年代，但这绝不代表它会被无限期地推迟到未来，他们需要时间，也需要经验，更需要理论的指导。   

研究技术哲学的一个关键就是理论必须走在现实前面，这是学者必须肩负起来的社会使命。让无产阶级及时地看到出路的可能性，为美好生活而斗争、让生活值得去生活是美好生活的现实旨归。共产主义是一种能够被看得见的生活方式，它就是废除机器大生产的资本属性，让生产回到为了大多数人美好生活的轨道上来，以时间创造和拓展空间的一种存在方式。资本主义绝不是适应机器体系的唯一一种生产方式，一旦社会化大生产的私有属性为共产主义社会工人的共有属性所代替，现在被束缚的劳动主体性和积极性将会在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中释放出来，技术的力量就不再表现为吃人的机器，而是服务于人的延伸工具。

注释：

[1][以]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神人[M].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295.

[2][美]斯格尔.过度劳累的美国人[M].赵惠君,蒋天敏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

[3][日]森冈孝二.过劳时代[M].米彦军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9:20-23.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Ｍ].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30.

[8]卢德运动是指发生于英国早期（1811—1816）的工人阶级运动，以卢德为主要代表的早期工人将对资本的压迫和反抗迁怒于机器，通过捣毁纺织机器的方式向资本家降低工资和解雇工人表达抗议。

[9]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678.

[10][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M].王行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02.

[11][美]南希·弗雷泽.食人资本主义[M].蓝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7.

[12][法]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我们都是食人族[M].廖惠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35.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8-929.

[14][美]埃里希·弗洛姆.为自己的人[M].孙依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25.

[15][美]哈特,[意]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M].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365.

[16][法]夸特罗其,奈仁.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M].赵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42.

[17]谢廷玉.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与伦理思想的融通——英国学者保罗·布莱克里奇教授访谈[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3):95-99.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创新研究”（17BKS115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3年10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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